多数网友认为,“黄牛”倒卖地铁票涉嫌违法;也有网友认为,“多花两块钱可以减少时间成本。”网友“jokerBJ”说,“市场经济不是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首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城市作战能力胜于伊军。伊军人数虽多,但多半是“速成品”,训练水平有限,而且相当一部分人以参军为谋生手段,求胜欲望不强。反观“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冷酷无情,作战经验丰富,许多中高级头目来自萨达姆时期的精英部队。

  作战中,武装分子采用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术战法。他们大量编组混合精干的作战小组,采取打了就跑的策略,不断消耗伊军实力;广泛部署狙击小组杀伤牵制伊军,同时使用加固型汽车炸弹摧毁伊军装甲目标,发挥震慑作用;大量布设陷阱、障碍物和简易爆炸装置,使伊军寸步难行;使用民用无人机实施侦察,引导迫击炮曲射火力实施精确打击;以乔装打扮等方式频繁发动出其不意的反击,反复争夺丢失阵地,等等。此外,武装分子还卑劣地以平民为“人肉盾牌”,禁止平民撤离,故意把指挥所、射击阵地设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甚至强迫平民进入狙击阵地,限制了联军运用空地优势火力。

  其次,摩苏尔城区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整场战役的作战地域包括主城区和周边村镇。主城区内约有20万栋建筑,便于武装分子藏匿,伊政府军几乎需要排查每一栋建筑物。特别是摩苏尔的老城区,有5000多栋建筑,人口密集,街道狭窄弯曲,车辆无法通行,攻城部队只能徒步作战。而且,许多老式建筑建有地下通道,经过武装分子的长时间改造,形成了庞大的地下坑道体系,能够使武装分子有效避开侦察,灵活机动兵力。

  最后,伊军对形势估计不足,作战初期采用了错误的战略指导。虽然伊军和联军领导层清楚摩苏尔争夺战将异常激烈,但还是低估了武装分子的实力和决心,认为一旦攻城部队大兵压境,辅以强大的空中火力打击,武装分子将溃败出逃。基于上述判断,伊军采取“围三缺一”的战法,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实施向心攻击,迫使武装分子从西面撤离,以期在城市外围开阔地予以歼灭。然而,作战过程中,武装分子不仅没有弃城溃逃,反而利用西面通道实施补给和增援,从而延缓了战役进程。

  2014年6月,面对数百名武装分子进攻,重兵防守的摩苏尔几天内即告沦陷。2年后,还是在摩苏尔,伊军虽经历初期挫折,但稳扎稳打、作风顽强,表现犹如两支截然不同的军队。是什么促成这种脱胎换骨式的变化呢?

  其一,战前充分造势,注重攻心夺志。自去年6月开始,伊军花了整整4个月进行战前准备。兵力准备上,他们集结了3个陆军师、1个快反师以及反恐特勤队和联邦警察部队等精锐力量,使双方兵力对比达13∶1。力量部署上,他们以第9装甲师配合反恐特勤队从东面实施主要攻击,陆军第5师、快反师和联邦警察部队配合第16师和库尔德武装从南、北两个方向发起攻击,什叶派民兵则负责在摩苏尔以西外围设防,形成合围之势。

  形成有利态势后,伊政府军频繁向摩苏尔城区散发传单,发动心理攻势。作战过程中,他们利用西方媒体优势积极报道己方战果,散布武装分子内部分裂、逃离战场甚至相互火拼的消息,同时坚持不公布伊军伤亡数字,以防部队士气下滑。

  其二,合理区分任务,灵活调整战术。考虑到摩苏尔位于逊尼派聚居区,为避免引发教派冲突,伊军联合作战司令部要求什叶派民兵不参与攻城行动,并规定库尔德武装只负责攻占摩苏尔东区的基督教徒聚居区和沙巴克教派居住村庄。城区攻坚战中,他们让善于城市反恐作战的反恐特勤队和联邦警察部队担负主要攻击任务。待其突破武装分子据点后,伊正规军和逊尼派武装迅速跟进,负责清剿残敌和安全警戒。

  与此同时,伊军还根据敌军特点和战场情况变化及时调整战术,确保对症下药。例如,当攻城部队屡受敌狙击手袭扰时,迅速从快反师抽调狙击力量协同一线部队作战,负责消灭敌狙击小组。攻坚阶段,频繁出动反恐特勤队实施夜间突袭,深入敌占区清除敌重要头目,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其三,加强沟通协调,确保形成合力。一方面,缓和政府军、库尔德武装、什叶派民兵和逊尼派武装之间的矛盾,加强协调沟通,增强打击“伊斯兰国”统一战线的凝聚力。作战期间,库尔德武装作战勇猛,为伊正规军从东面突入摩苏尔提供了支援。同时,什叶派民兵也表现积极,完成了外围阻击任务,切断了摩苏尔与塔尔阿法的补给线。

  另一方面,通过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联络机制,协调联军对伊军的支援行动,及时获取必要支援。此役,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9国空军提供空中火力支援,战役发起头3天,联军飞机每8分钟投下1枚精确制导炸弹,空袭力度前所未有。除了前沿部署“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伊军营级部队嵌入军事顾问外,联军还在第一时间响应伊军战场请求。例如,战役发起第3天,联军火速向伊军提供了反无人机装备,有效消除了无人机威胁。据报道,战役发起头2天,武装分子每天出动无人机60多架次,遭到干扰机压制后,每天只能出动5至8架次。

  对“伊斯兰国”而言,丢失摩苏尔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摩苏尔战役后,该组织在伊拉克的占领区已缩减70%。过去两周,伊军正全力搜捕漏网之鱼,同时积极调兵遣将,准备一鼓作气收复基尔库克和安巴尔省剩余地区。

  然而,眼下也许还不是伊军举杯欢庆的时刻。清除爆炸装置、搜剿残余势力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特别是考虑到反恐特勤队的战损率超过25%,一旦该部队撤离摩苏尔进行休整,武装分子可能会趁机卷土重来。

  作为娘家人,碧峰峡基地当然牵挂着“团团”“圆圆”的冷暖。人称“熊猫爸爸”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和民透露,今年3月基地工作人员专程赴台北市动物园看望“团团”“圆圆”和他们的女儿“圆仔”。“‘团团’‘圆圆’长得特别好,‘圆仔’也长成了漂亮的大姑娘,一家三口的生活十分幸福。”

  关于“团团”“圆圆”赴台的经过,也有一段曲折的故事。2005年5月,大陆方面宣布将向台湾同胞赠送一对象征和平、团结和友爱的大熊猫,后来经过公开征名,这对大熊猫取名为“团团”“圆圆”。

  2008年5月,位于四川卧龙的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在汶川地震中损毁严重。当年“团团”“圆圆”的饲养员徐亚琳告诉记者,两只机灵的大熊猫当时为了躲避震灾逃出了卧龙基地,“团团”当天就被找了回来,“圆圆”直到4天后才被寻获,紧张焦虑的工作人员这才松了一口气,并将它们转移至雅安碧峰峡基地。

  “地震对它们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迁到碧峰峡基地后,有石头从山坡上滚下来,它们会吓得抱住高处的栏杆不下来。后来工作人员对它们进行了20多天的心理疏导和安抚,告诉它们不要害怕,现在安全了,我们会保护你们的。‘团团’‘圆圆’的心情才平复下来。”徐亚琳说。

  说起两只大熊猫的故事,曾与它们朝夕相处四年多的徐亚琳如数家珍。“大熊猫彼此长得很像,但其实各有特点。‘团团’耳朵的角度更向内,‘圆圆’的耳朵更圆一些,像发箍,黑眼圈也更大。尽管看上去胖胖的,但野生大熊猫擅长爬树,身手敏捷,人类不一定跑得过它们。”徐亚琳说,台北市动物园的饲养员经常用网络把“团团”“圆圆”现在的视频发给她看,“看到它们适应台湾的环境,我就安心了”。

  “团团”“圆圆”赴台,为两岸关系增添了一份暖意。曾于2008年12月专程来碧峰峡采访的台湾《中国时报》资深记者王铭义回忆说,赠送大熊猫充分体现了大陆方面对台湾同胞释出的善意,传递出两岸和平的信息,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无论两岸政治关系如何波动,两岸社会的融合、民心的相通都是值得珍惜的财富。

  “团团”“圆圆”的到来也在台湾社会掀起一股热潮。《台湾导报》文教专刊召集人唐复年回忆说,2013年时“圆圆”怀孕,从“圆圆”的身体状态、分娩时间到新生幼崽的征名,再到“圆仔”与市民见面,台北市民的热情一直不减,也创下台湾媒体几十年少见的动物热潮。

  “‘团团’‘圆圆’的可爱,具有心灵疗愈的效果,仿佛一股清新的风,因此深受台湾民众喜爱。当时记者去动物园采访,回来时都要拎一大袋周边商品,带给同事和家人。”唐复年说。

  展望未来,大家关心的是“团团”“圆圆”何时再度“开枝散叶”。张和民表示,今年3月赴台期间,四川大熊猫专家组为“圆圆”进行了人工授精,很遗憾的是,日前从台北市动物园传回消息,“圆圆”已经流产。据分析,细菌或病毒感染都可能是流产原因。

  今年3月,湖北省枣阳市就发现了一起包工头假借“农民工讨薪”索要剩余工程款的案件。据了解,2015年6月工程结束,纺织公司支付的99万余元工程款。包工头彭某为了向纺织公司追要剩余的工程款,就伙同农民工张某等人伪造了5张自己拖欠张某等78名农民工合计42万余元工资的欠条。并安排张某等10人到枣阳市人社局上访告状,意在通过向政府部门施压,达到让纺织公司结清剩余的工程款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