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综合分析信访举报、巡视移交、执纪审查和日常监督中发现的问题线索情况,加强对“树木”与“森林”总体状况的分析研判。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处理235人。其中,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约谈函询149人次,占处理总人数的63%;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65人次,占处理总人数的28%;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4人次,占2%;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17人次,占7%。

  昨日下午6时许,平安银行相关负责人张女士回应此事称,目前,银行方面暂时不清楚盗刷的原因,“现在盗刷的情况比较多,原因也比较复杂。”张女士建议客户向公安机关报警,银行也会配合客户处理此事。

  四川这次破获的案件性质与上次大不相同,部分嫌疑人虽然属于新野猕猴艺术协会会员,但“耍猴”只是一个幌子,用以“对付”相关部门的检查。事实上,这是一个分工严密的猎捕、运输、贩卖猕猴的犯罪链条:有人从四川凉山州猎捕野生猕猴,有人收购后带回成都,步步衔接紧密,经过层层转卖,最终抵达河南新野。一只所谓“标准猴”的价格,也从收购时的1400元变成2000元,最终变成5000元。

  不仅如此,嫌疑人还随身携带《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方便转运过程中以耍猴为借口逃避公安机关的检查。

  新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猎捕野生动物主要用于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疫病监测等情况,取消了最早版本法律中用于驯养繁殖的部分。在实践中,我们也早经过了需要猎捕野生动物用于驯养的阶段。现实中确有需要野生动物时,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因而,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这起违法行为开脱。

  在这起以“耍猴”为掩护的贩卖野生猕猴案件中,当地猕猴艺术协会起初没看到涉案人违法事实,就以“非遗项目”为理由,致函公安要求对其从宽、从轻处理。尽管这可能跟掌握信息有误有关,但致函方式确实不妥,非但有干预司法之嫌,还可能遭“打脸”。这或许也是个教训:要警惕假借非遗艺术之名的违法交易,并彻查业内还有多少类似的违法行为。

  耍猴作为传统项目,只要尽到不虐猴等责任,就该被呵护并尊重。但以冠冕堂皇的借口来行违法之事,不可容忍。当几名嫌疑人在“耍猴”的掩护下“戏法”时,该依法严惩就得依法严惩,以维护法规尊严。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文辉、郑金锋、黄进春、熊超、陈宝生、郑贤聪、陈福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成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过拨打电话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各被告人行为均构成诈骗罪。被告人陈文辉还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其行为还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主犯陈文辉犯诈骗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6名被告人因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3至15年有期徒刑。

  去年8月18日,山东临沂市的高考女生徐玉玉收到南京邮电大学录取通知书。第二天,她就接到了自称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的陌生来电,声称有一笔2680元的助学金要发给她。按照对方要求,她将父母为她拼凑的9900元学费打入对方提供的账户。学费汇出后对方音信全无,当晚徐玉玉报警。在做笔录后回家的途中,其父徐连彬发现她倒在车上,十几分钟后医护人员抵达现场,开始心肺复苏。8月21日,徐玉玉抢救无效死亡。

  紫牛新闻记者昨日下午电话联系上了徐玉玉的父亲徐连彬,话筒里传来了低沉而沙哑的回话“找谁?”当记者表明意图后,徐连彬说:“我正准备去买苹果,带到女儿坟上,生前玉玉最爱吃苹果了,判决书已经拿到了,我想把判决结果告诉她。”

  紫牛新闻记者询问上午的庭审过程时,徐连彬说,“我是当事人,需要提供证词,就没参加庭审和旁听。”

  “我大概是11点左右知道判决结果的,参加旁听的亲戚出来之后告诉我的,听到这个结果之后,我还是比较满意的,目前,判决书也拿到手了。”徐连彬说:“这个事情现在基本就算结束了,其实玉玉已经不在了,就算再怎么判又能咋样呢。”长叹一声,声音悲凉而又无奈。

  徐连彬接着说:“事情已经过去快一年了,这么多天来,几乎天天都会想起这个事,她妈妈现在想起玉玉来,还经常流泪,现在法院判下来了,对我们夫妻俩,对玉玉来说也算有个交代了。”

  提到上次玉玉被电信诈骗骗去的9900元学费,徐连彬表示已经退赔了。又提到是否需要提起赔偿的问题,徐连彬是这么回答紫牛新闻记者的:“我从来都没想过赔偿这件事,虽然我现在家里很穷,但我不会提出一分钱赔偿的,女儿都不在了,还要钱干什么呢?只是希望那些罪犯能被判得重一点,让他们不能再出去害人了。至于以后该怎么办,现在只能说走一步,算一步吧。”

  徐连彬语气中带有些许无奈,他表示,事情到今天为止也算结束了,好多事情也不想再回忆了。他和老伴已经50多岁了,目前家里主要是他在外面打点零工维持着。“玉玉还有一个姐姐,27岁了,将来等我们老了,她应该还能接济点给我们吧。”

  一审宣判前,徐连彬曾向媒体表示:“我不需要民事赔偿,希望法院不要轻判!”昨日下午,紫牛新闻记者在询问徐连彬是否曾表示不需要赔偿,以此让被告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他说:“当时是这个意思,但是法律该怎么判,也不是我说了算。”徐连彬表示,当时自认为不主张民事赔偿,被告人会得到重判,至少不会轻判,现在也不这么认为了。

  有很多网友认为,徐玉玉一家比较贫困,被告人应对徐玉玉家庭作出经济赔偿。那么,徐连彬不要赔偿,是否影响了被告人陈文辉等人的刑罚呢?记者就此采访了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李建明教授。

  赔偿情况确实可以成为法院量刑时应当考虑的情节,但赔偿了也不是必然会从轻,拒绝接受赔偿也不是必然会重判。赔偿损失情况只是诸多酌定量刑情节中的一个,况且不赔偿还有愿意赔偿但无能力赔偿以及愿意且有能力赔偿但被害人方面拒绝接受赔偿等不同情况,这些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是赔了就判轻,不赔就不可以从轻。

  赔偿被害人损失情况是法院量刑时应当考虑的酌定情节,但应当考虑不是说赔了就一定要从轻,还要看案件事实、情节本身,还要结合被告人认罪悔罪情况。

  徐玉玉案中侵犯公民信息行为本身未造成被害人直接的物质损失,故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诈骗行为虽然造成了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但该罪依法由司法机关直接追缴或判令被告人退赔,无需用附带民诉来解决,故不可以提起附带民诉。

  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盗窃罪、诈骗罪等非法占有、处置财产的刑事案件,司法机关有义务直接追缴或者判决责令退赔而不适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案中既然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审判过程中也就不存在进行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的问题。徐玉玉案本来就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所以将来也不可以另案起诉要求赔偿。

  昨晚10时,扬子晚报微信公众号发出徐玉玉案的“紫牛观察”,不到2个小时点击量就将近1万,读者纷纷留言互动。